人民艺术家常香玉捐战斗机 得习仲勋关怀和支持

文/ 于为民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常香玉和她的香玉剧社捐献飞机的义举，让人们难以忘怀。《河南日报》1951年8月13日1版发表本报消息《香玉剧社将巡回义演捐献飞机一架在汴演出受到各界欢迎》：豫剧名演员常香玉所领导的香玉剧社，为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爱国号召，决定巡回义演并捐献“香玉剧社号”飞机一架。打算半年内完成，全社职工演员84人已于8日自陕到汴，9日即开始上演。拟连演半月到20天。然后转往郑州、新乡、许昌、洛阳、漯河、商丘等城市演出。中南文化大会开幕时，将赴武汉观摩义演。

常香玉始终坚持深入生活，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为志愿军义演捐献“香玉剧社号”战斗机的过程中和以后的豫剧艺术事业中，始终得到习仲勋的关怀和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豫剧艺术家的情谊，成为一段佳话。

万里义演为志愿军捐献战斗机

1923年9月15日，常香玉出生在河南省巩县南河渡镇董沟村一个贫农家庭，乳名张妙玲，幼年时常香玉跟着母亲魏彩荣靠要饭度日，父亲为了让常香玉不做童养媳，1932年把9岁的常香玉领上了学戏之路。1938年年底，华北沦陷，河南、山西大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常香玉和父亲及全家逃往西安，一住就是18年，在这里形成了自己的常派艺术。1948年年底，常香玉和丈夫陈宪章在西安创办“西安私立豫剧补习学校”，培养豫剧人才，后改为“香玉剧社”。新中国成立后，“香玉剧社”有了发展前途，1950年春正式向西安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落户西安开展营业演出。

1950年8月，美帝国主义把扩张魔爪伸向朝鲜半岛，轰炸中朝边界鸭绿江畔，战火逼近国门。毛主席于1950年10月向全国人民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常香玉和她的剧社决定每月捐献义演一天。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开展捐献飞机、大炮、坦克的号召，一场大规模的捐献活动由此展开。

从广播里听到从朝鲜战场传来的消息，我军某高地遭受百余架敌机狂轰滥炸，全连战士壮烈牺牲。常香玉悲愤难眠，对丈夫陈宪章说：“咱俩是经历了旧社会的艺人，是新中国使我们挺直了腰杆。现在美国发动侵略战争，企图扼杀咱新中国，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打得很艰难，咱能不能为他们做点事？”陈宪章说：“美国就是凭着先进武器才这么猖狂的，咱就想办法为志愿军捐一架飞机吧！”一架喷气式飞机需要旧币15亿元(新币约15万元)，作为“香玉剧社”的社长，当时常香玉手里并没有多少钱。按当时常香玉演出的标价，即使场场爆满，不吃不喝也需要唱上200多场。性格倔强的常香玉说：“我们进行义演，有人看戏这不就有钱了吗？咱们半年不行就一年，一年不行就两年，不信完不成。”

常香玉向中共中央西北局写报告表达了自己捐献飞机的愿望。西安市委书记赵伯平、市长方仲如对常香玉的爱国热情给予热情鼓励与支持，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充分肯定常香玉的爱国义举。在习仲勋的主持下，西北局组织由宣传部、文化部及西北文联等有关方面领导参加的座谈会，文联主席马健翎介绍了常香玉的情况。习仲勋总结说：常香玉是来自人民并深知人民之苦的。人民有恩于她，她用义演来给灾民募集衣食，是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也是一种爱国行为。她在解放前同情人民的苦难遭遇，到解放后又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这在逻辑上来讲更是必然的。因此，我们要重视她的爱国行为。她要用义演来捐献一架战斗机，我们要支持她。事情如果成功，这在西北、在全国可以说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习仲勋又说：这件事情，我要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争取党中央领导人的支持。

习仲勋1913年10月15日生于陕西富平县，1926年5月在县立诚中学高小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与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49年2月起任西北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

会后，习仲勋委派西北局文化部的马运昌、毛云霄、荆桦三名干部协助剧社开展捐献演出工作。习仲勋对常香玉说：“就用向志愿军赠送战斗机的名义进行捐献演出吧！”西北局宣传部通知常香玉，要她把剧团整顿好，做好动员工作，准备募捐演出。剧社成立了以常香玉为首的捐献委员会，在全体演职员中开展“谁是祖国最可爱的人”的学习讨论，按照业务分为演员、场面、业务、学生四组，制定爱国公约。演员组公约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政治和文化；接受批评改正错误；遵守团体纪律；爱护身体，保护嗓子；排演戏认真，不出差错”。剧社还成立了爱国公约检查委员会，有四位演员旧社会染上不良嗜好，解放后虽经多次说服教育也还没有改掉，自爱国公约执行以后改正了缺点。思想改造和戏剧改革提高了大家的政治水平和艺术水平。

陈宪章很快写出了义演的剧本，这就是后来唱响大江南北，拍成电影的《花木兰》。常香玉拿出多年的积蓄，卖掉香玉剧社唯一的一部卡车和自己的房子，作为捐献义演的基金，并宣布剧社演职员不拿一分钱报酬，义演收入全部用于为志愿军购买飞机。1951年8月7日，常香玉把三个不满10岁的孩子送到托儿所，踏上行程万里的义演募捐演出。离开西安时，习仲勋亲自到车站送行。

常香玉之所以把义演的首站定在开封，是因为开封是豫剧的发祥地，她的名气家喻户晓，剧团一到这里就受到观众的追捧，不少农民背着粮食去看戏。从8月8日至8月31日，剧社在开封共演出23场18个剧目。在郑州演出25场，场场爆满。剧社一路南下，不停地赶场唱戏，夜里就住在剧场里，吃咸菜睡地铺。在武汉连演了10场，买不到票的观众就直接坐在剧场外面听；在广州，听说是为抗美援朝义演，出租方免掉了场租。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观看了常香玉的演出，演出后亲笔题词“爱国艺人”。1952年2月，香玉剧社圆满完成捐献飞机义演，在半年时间里行程上万里，演出180多场，观众31.23万人，义演捐款达15.2亿元(旧币)。演出主要剧目16个，以《常香玉捐献飞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义举感动了众多的人。上海《大公报》分馆特约记者、开封市新华书店退休职工巩起恒听说常香玉来开封义演捐献飞机，立即赶到人民会场采访，虽然没见到常香玉本人，但从陈宪章的介绍中，深受感染。他一口气写了五页稿纸，寄往上海《大公报》。报社编辑有点犹豫：一位艺人要捐飞机，这事能办到吗？经过研究，《大公报》1951年10月12日的第四版发了一条简讯。毛泽东主席看到了这条新闻，非常兴奋，对身旁的新华社首席记者帅鹏吩咐，你马上给新华社河南分社打电话落实一下，如果确实无误，要在《人民日报》上大力宣传。很快，《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爱国艺人常香玉》，常香玉捐飞机的事迹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观众被常香玉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掀起捐钱捐物的热潮。截至1952年5月底，全国各界人民共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55650.37万元(新币)，可购战斗机3710架。全民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827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77.5%。几项主要的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都已超过新中国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其中粮食产量为16390万吨，超过历史最高年产量17.9%；钢铁产量为135万吨，超过46.2%；棉花产量为130万吨，超过53.6%。

为了表彰常香玉的壮举，经中央军委批准，空军特命名一架米格15战机为“香玉剧社号”，由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会长郭沫若亲笔题写机名。1952年11月12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宴请来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的香玉剧社全体人员，应邀参加宴会的还有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张季纯。常香玉在致词中说：香玉剧社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广大人民的支持、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英明号召，以及各地抗美援朝分会的帮助。香玉剧社全体人员将继续努力，为抗美援朝和建设新中国而服务。

在完成捐献一架战斗机的任务后，常香玉1952年2月载誉回到西安，郭沫若给常香玉发来贺电。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西北文联举行了庆功大会，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到西安访问的将领参加庆功会，大家高度赞扬常香玉的爱国行为。

为了回顾捐献义演不寻常的历程，陈宪章向有关部门写了一份总结，西北局宣传部部长张稼夫把总结转呈给习仲勋。习仲勋审阅了这份材料，在上面作了“爱国主义的典范”的批示。习仲勋在办公室亲切会见了常香玉和陈宪章夫妇，对常香玉说：“你和你的剧社，倾注全力，用自己演出的收入捐献一架飞机，这对志愿军、对全国人民都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香玉同志，你是当之无愧的爱国主义的典范。你们的爱国壮举，在全国乃至国际，都有很大的影响。”常香玉回答：“义演捐献是我应该做的事。我们不能去前线打仗，但是我们会演戏，只能用这种方式尽到我们的责任。因为有党和政府以及广大群众的支持，才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习书记的鼓励。”

习仲勋看过常香玉演出的《花木兰》、《拷红》，称赞常香玉唱腔好听，吐字清晰，夸奖常香玉练出了真功夫。习仲勋又询问常香玉的生活情况和剧社的现状，嘱咐她有什么困难可以找西北局宣传部和文化部帮助解决。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恢复时期，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作为西北局的主要领导，习仲勋日理万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十分关心常香玉，关心一个民间剧团，这种深入实际、礼贤下士的作风，让常香玉十分感动。

“谁说女子不如男？”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闻听常香玉的感人事迹后，专门接见了她，紧紧握住她的手说：“常香玉，你真不简单！”周恩来总理称赞说：“香玉同志，你很了不起。”1952年10月，观看常香玉演出的《拷红》后，毛泽东握着她的手说：“你这个香玉了不起嘛，我应该向你学习。”

“花木兰”奔赴枪林弹雨的朝鲜战场

当命名为“香玉剧社号”的战机呼啸在朝鲜战场上空打击侵略者的时候，艺术家常宝坤赴朝慰问时不幸壮烈牺牲。常香玉深受触动，向上级提出赴朝鲜前线慰问的请求。陈宪章解放前曾在国民党三青团工作过，具体到赴朝慰问演出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能否随团赴朝，有关方面领导颇感为难，几经反复，还是不同意陈宪章赴朝。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常香玉想不通，1953年3月16日忍不住给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写了一封信：“我的爱人陈宪章曾在一九四三年以前在反动派三青团做过三年工作，我们结婚后他就脱离了。我爱新中国，我爱共产党和毛主席，当然他应该向政府把历史彻底交代清楚，为此他不去，我当然毫无意见。不过领导上在事前并不是这样谈的，说是为了修建香玉剧院，说是建筑很重要不叫他去，而我总认为朝鲜的工作是重要的。自香玉剧社成立以来，全部的工作都是他领导。我是社长，他是副社长，但我是只演戏不做其他工作的。赴朝慰问我认为是我最具体的爱国表现，更是一件大事，我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宪章又确实是我一个最得力的助手：我的工作靠他安排，我的生活由他护理，我的学习由他帮助，我的讲话稿和所发表的文字又都是靠他写的，所以从剧社工作上他是执行副社长，从我个人的工作上他是我的助手。”“我思想上很不明白：因为第一次在西北决定赴朝时，剧社只有五个人，是包括宪章在内，宪章并曾主动提出了他的历史问题，领导上仍是决定他去。第二次在北京会演时，决定去四十三个人赴朝，又决定他去的，没有什么问题。在政务院给毛主席演出时，宪章也曾主动提出来他的历史问题，经西北的干部和政务院保卫机构联系，仍决定叫宪章领着去演出，这些都没有问题。但这一次不叫宪章去，我无法想明白这个问题。”花木兰》演出场次最多，最受欢迎。常香玉用她独特的唱腔，把花木兰替父慷慨从军的故事演绎得热情奔放，动人心弦。

常香玉捐献飞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义举感动了众多的人。上海《大公报》分馆特约记者、开封市新华书店退休职工巩起恒听说常香玉来开封义演捐献飞机，立即赶到人民会场采访，虽然没见到常香玉本人，但从陈宪章的介绍中，深受感染。他一口气写了五页稿纸，寄往上海《大公报》。报社编辑有点犹豫：一位艺人要捐飞机，这事能办到吗？经过研究，《大公报》1951年10月12日的第四版发了一条简讯。毛泽东主席看到了这条新闻，非常兴奋，对身旁的新华社首席记者帅鹏吩咐，你马上给新华社河南分社打电话落实一下，如果确实无误，要在《人民日报》上大力宣传。很快，《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爱国艺人常香玉》，常香玉捐飞机的事迹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观众被常香玉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掀起捐钱捐物的热潮。截至1952年5月底，全国各界人民共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55650.37万元(新币)，可购战斗机3710架。全民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827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77.5%。几项主要的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都已超过新中国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其中粮食产量为16390万吨，超过历史最高年产量17.9%；钢铁产量为135万吨，超过46.2%；棉花产量为130万吨，超过53.6%。

为了表彰常香玉的壮举，经中央军委批准，空军特命名一架米格15战机为“香玉剧社号”，由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会长郭沫若亲笔题写机名。1952年11月12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宴请来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的香玉剧社全体人员，应邀参加宴会的还有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张季纯。常香玉在致词中说：香玉剧社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广大人民的支持、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英明号召，以及各地抗美援朝分会的帮助。香玉剧社全体人员将继续努力，为抗美援朝和建设新中国而服务。

在完成捐献一架战斗机的任务后，常香玉1952年2月载誉回到西安，郭沫若给常香玉发来贺电。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西北文联举行了庆功大会，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到西安访问的将领参加庆功会，大家高度赞扬常香玉的爱国行为。

为了回顾捐献义演不寻常的历程，陈宪章向有关部门写了一份总结，西北局宣传部部长张稼夫把总结转呈给习仲勋。习仲勋审阅了这份材料，在上面作了“爱国主义的典范”的批示。习仲勋在办公室亲切会见了常香玉和陈宪章夫妇，对常香玉说：“你和你的剧社，倾注全力，用自己演出的收入捐献一架飞机，这对志愿军、对全国人民都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香玉同志，你是当之无愧的爱国主义的典范。你们的爱国壮举，在全国乃至国际，都有很大的影响。”常香玉回答：“义演捐献是我应该做的事。我们不能去前线打仗，但是我们会演戏，只能用这种方式尽到我们的责任。因为有党和政府以及广大群众的支持，才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习书记的鼓励。”

习仲勋看过常香玉演出的《花木兰》、《拷红》，称赞常香玉唱腔好听，吐字清晰，夸奖常香玉练出了真功夫。习仲勋又询问常香玉的生活情况和剧社的现状，嘱咐她有什么困难可以找西北局宣传部和文化部帮助解决。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恢复时期，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作为西北局的主要领导，习仲勋日理万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十分关心常香玉，关心一个民间剧团，这种深入实际、礼贤下士的作风，让常香玉十分感动。

“谁说女子不如男？”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闻听常香玉的感人事迹后，专门接见了她，紧紧握住她的手说：“常香玉，你真不简单！”周恩来总理称赞说：“香玉同志，你很了不起。”1952年10月，观看常香玉演出的《拷红》后，毛泽东握着她的手说：“你这个香玉了不起嘛，我应该向你学习。”

“花木兰”奔赴枪林弹雨的朝鲜战场

当命名为“香玉剧社号”的战机呼啸在朝鲜战场上空打击侵略者的时候，艺术家常宝坤赴朝慰问时不幸壮烈牺牲。常香玉深受触动，向上级提出赴朝鲜前线慰问的请求。陈宪章解放前曾在国民党三青团工作过，具体到赴朝慰问演出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能否随团赴朝，有关方面领导颇感为难，几经反复，还是不同意陈宪章赴朝。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常香玉想不通，1953年3月16日忍不住给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写了一封信：“我的爱人陈宪章曾在一九四三年以前在反动派三青团做过三年工作，我们结婚后他就脱离了。我爱新中国，我爱共产党和毛主席，当然他应该向政府把历史彻底交代清楚，为此他不去，我当然毫无意见。不过领导上在事前并不是这样谈的，说是为了修建香玉剧院，说是建筑很重要不叫他去，而我总认为朝鲜的工作是重要的。自香玉剧社成立以来，全部的工作都是他领导。我是社长，他是副社长，但我是只演戏不做其他工作的。赴朝慰问我认为是我最具体的爱国表现，更是一件大事，我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宪章又确实是我一个最得力的助手：我的工作靠他安排，我的生活由他护理，我的学习由他帮助，我的讲话稿和所发表的文字又都是靠他写的，所以从剧社工作上他是执行副社长，从我个人的工作上他是我的助手。”“我思想上很不明白：因为第一次在西北决定赴朝时，剧社只有五个人，是包括宪章在内，宪章并曾主动提出了他的历史问题，领导上仍是决定他去。第二次在北京会演时，决定去四十三个人赴朝，又决定他去的，没有什么问题。在政务院给毛主席演出时，宪章也曾主动提出来他的历史问题，经西北的干部和政务院保卫机构联系，仍决定叫宪章领着去演出，这些都没有问题。但这一次不叫宪章去，我无法想明白这个问题。”

周扬收到常香玉的信后，请文化部和公安部协商，1953年3月22日将常香玉的信转给习仲勋，并写上了自己的意见：“仲勋同志：常香玉来信，请阅。关于她爱人去朝鲜的问题，已商得中央公安部同意，允许他去，并已电话告西北。特告。”最后，身兼中宣部部长和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拍板批准香玉剧社编入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文工团第五团(西北大区慰问团)，常香玉任副团长，陈宪章担任豫剧队队长。毛主席要求志愿军部队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常香玉的嗓子，要像照顾自己的亲人一样照顾好常香玉的饮食起居。

常香玉和“香玉剧社”开始了长达半年的战地慰问演出，常香玉和将士们一样爬冰卧雪，上前沿阵地、钻坑道、进病房，在枪林弹雨中马不停蹄。在上甘岭前线一次演出时，敌机突然空袭，炸弹就撂在附近，剧场上面土往下掉。常香玉表示，戏不能停，还得往下演。外面吹起哨子，防空枪咔咔打着，汽灯也灭了，志愿军战士打开手电筒对着舞台。一场戏演下来，常香玉饰演的花木兰在舞台上活捉番王，志愿军将士站起来欢呼：向花木兰学习！向常香玉学习！常香玉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条件特别艰苦，我跟志愿军将士们吃住在一块，朝夕相处，一起出生入死，耳闻目睹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常常是我在台上边哭边唱，将士们在台下哭声一片。”

从朝鲜战场上回来，常香玉依然情系人民子弟兵，她每年都要到部队慰问演出3个月以上。从天山脚下到东部沿海，从大兴安岭到南疆边陲，都留下了她不辞辛劳的足迹，留下了她慷慨激越、令人振奋的豫剧唱腔。常香玉几十年如一日，坚持送戏到田埂、矿井和部队，观众最爱听她演唱《花木兰》。

1951年秋，毛泽东提议习仲勋担任中宣部部长，1952年9月，习仲勋正式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书记。调任中宣部部长后，习仲勋主持制定了“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指导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教工作，团结了大批的艺术家。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仲勋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条例，工作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

习仲勋在主管中央宣传部和政务院文教委工作期间，同戏剧界的艺术家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对京剧以及豫剧等地方剧种产生了浓厚兴趣。1952年10月6日至11月14日，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戏曲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交流活动。在观摩演出之前，由各大区文化主管部门举行会演，再选出剧目向北京推荐。参加会演的有京剧、评剧、豫剧、秦腔、昆剧等23个剧种的37个剧团、1600多名演职员，共演出82个剧目。为推动戏曲艺术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大会对参演的剧目、演员及有关艺术创作人员进行了奖励，常香玉主演的豫剧《花木兰》荣获演出奖二等奖。在获得全国荣誉奖的7人中，梅兰芳58岁，程砚秋48岁，周信芳57岁，盖叫天64岁，王瑶卿更是71岁高龄，而袁雪芬30岁，常香玉才29岁。毛泽东主席为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香玉剧社在北京会演的剧目是从西北被推荐进京的《花木兰》，习仲勋对常香玉率团进京演出给予热情支持。自此以后，常香玉成了豫剧界的领军人物。

1955年，河南豫剧院成立，应河南省委省政府邀请，香玉剧社由西安迁回郑州，与河南当地剧团共同组建河南豫剧院，由常香玉担任院长。在当时全国17个重点剧院中，河南豫剧院就是其中之一，标志着豫剧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62年8月，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借小说《刘志丹》之事陷害习仲勋，把习仲勋等人定为“习仲勋反党集团”。关键时刻，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提出，不能把习仲勋定为“敌我矛盾”，他还是我们的同志。可以把习仲勋安排到中央党校附近，找个安静的房子，让他住在那里学习，中央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在“文化大革命”中，习仲勋受到残酷迫害。在被审查、关押、监护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他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艺术家受到迫害，常香玉也未能幸免。1966年6月6日，常香玉被批斗。此后，她长期被批斗、关押，就连父亲去世都未能见上最后一面。造反派给常香玉捏造了“三反分子”、“反革命”、“大地主”、“大资本家”、“大戏霸”、“中统特务”等罪名。常香玉曾经从早上6点开始被批斗，一直到次日凌晨2点多，站那儿不吃不喝，最后昏死过去，医生打针才抢救过来。但常香玉心中有一个信条，那就是戏比天大，自己只要活着就不能没有戏。

粉碎“四人帮”后，各地纷纷安排布置各种演出庆祝粉碎“四人帮”。郭沫若发表了传诵一时的词作《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在陈宪章的提议下，常香玉把这首词谱成豫剧曲调，四处传唱。1977年元旦，在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迎新春庆胜利”演唱会上，常香玉再次演唱了这首词，获得极大的反响。郭沫若看到这场演出之后，感到十分满意，写信称赞：真没想到，用豫剧的曲调唱这首词效果会这么好，这是其他任何曲谱都不可能达到的效果。1977年12月27日，常香玉调任河南省戏曲学校校长。

1978年2月中旬，在叶剑英和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的关怀下，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中共河南省委，指定由一位省委书记负责，速将在洛阳的习仲勋接回省委，护送进京。河南省委迅即派人于当天晚上赶赴洛阳，2月22日，习仲勋乘坐火车离开洛阳到达郑州，当晚住在中州宾馆。同样尚未完全“解放”的常香玉特地去看望他，常香玉对习仲勋说：你在洛阳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受了许多委屈，一定很累吧，身体还好吧？习仲勋说：累算啥，下去锻炼锻炼有好处。身体很好，每天早上跑15里，还能工作。他还问起常香玉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常香玉说：在西华农场住了三年，学到不少本领，知道怎样给苹果树剪枝，知道怎样才能让它挂果，用架子车拉土运粪，用巧劲儿才能一下子倒净。通过劳动锻炼，才真正知道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常香玉表示自己还能演戏，每天都在坚持练功。习仲勋鼓励她：这很好，练功要坚持，艺术要提高，总的来说，要不断前进，要向前看。1979年3月14日，中共河南省委正式为常香玉平反，因她遭受迫害而受到株连的亲属、干部及文艺工作者也一律平反。

1978年3月，习仲勋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78年4月后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习仲勋1980年9月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后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1988年4月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任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习仲勋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关注着常香玉的艺术事业。1982年1月13日至3月14日，常香玉和郑州市豫剧团进京演出《花木兰》和陈宪章编写的现代戏《柳河湾》。为了培养青年演员，花木兰由常香玉和她的学生虎美玲、王希玲三人共同承担完成。一天，习仲勋到剧场看戏，因多年没有看常香玉演戏，当时没有认出来。剧终后，当随行人员告诉他最后扮演花木兰的是常香玉时，习仲勋立即来到后台向常香玉和学生们表示祝贺。常香玉每次去北京开会，都会去看望习仲勋，习仲勋和夫人齐心都要留常香玉一起吃饭。1990年，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庆祝建台40周年，邀请首都著名艺术家到郑州参加演出，其中就有习仲勋的儿媳彭丽媛。习仲勋专门交代彭丽媛代他去看望常香玉，尽管排练、演出、参加社会活动，日程安排得很满，彭丽媛还是挤出时间，带着礼物来到常香玉的家中看望，令常香玉感动不已。

20世纪90年代，有关部门约常香玉写一篇纪念习仲勋的文章，常香玉回想起在习仲勋关怀下成长的历程，感慨道：“四十多年前，我有幸认识了习仲勋。此后数十年间，我们经常有所交往，他对演员的爱护、对艺术的重视，他那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平易近人的作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斗转星移，韶华易逝，转眼之间，习仲勋已进入八十多岁高龄，已在革命道路上驰骋了七十多个春秋。数十年间，我得到了他给予的许多教诲，获得了他多次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在这里不能一一尽述。这些都使我铭记在心，难以忘记。我体会到，习仲勋对我的鼓励和关怀，绝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才的重视，对戏剧事业的重视。”

常香玉曾被选为第一、二、三、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中国文联荣誉委员，曾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河南豫剧院院长、河南省戏曲学校校长、河南省文化厅顾问等职务；荣获全国劳动模范、文化部荣誉奖、中国文联优秀工作者等称号。习仲勋会见常香玉时，曾提出要她写一部回忆录，拍一部电视剧，于是就有了《戏比天大》一书和电视连续剧《常香玉》。

2004年7月7日，国务院作出《关于追授常香玉同志“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的决定》，文件说：“常香玉同志是我国著名豫剧大师。在70多年的艺术实践中，她善于继承，勇于创新，创立了独树一帜的常派艺术。她先后在《花木兰》、《白蛇传》、《拷红》、《破洪洲》、《五世请缨》和《朝阳沟》等剧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常香玉同志对民族戏曲艺术充满着炽热的情感，始终履行自己提出的‘戏比天大’的诺言，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民族戏曲事业。”“常香玉同志对党、对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凡是党的号召、人民的需要她都竭尽全力。她的一生是献身艺术的一生，是爱党、爱国、爱人民的一生。国务院号召全国广大艺术工作者以常香玉同志为榜样，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人民；学习她对艺术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艺术品格；学习她德艺双馨、无私奉献的品质和崇高精神，为繁荣和发展我国艺术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来源：河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