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恺君子情 |  徐悲鸿名作《汤姆斯总督肖像》

现收藏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汤姆斯总督肖像》，是徐悲鸿1939年在南洋举办抗日筹赈画展时所画，这幅经典的传世之作的诞生，既承载了一段烽烟岁月的历史，也见证了一份战火纷飞中的恺恺君子之情。

珊顿.汤姆斯总督是英国海峡殖民地的第25任总督。英国海峡殖民地总督是殖民地时期英国派驻海峡殖民地的英皇代表。182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将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三个辖地合并成海峡殖民地，并设海峡殖民地总督一职，代表英皇统治殖民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占领了海峡殖民地，总督之职也随之被废。

汤姆斯总督于1934年9月上任，到1946年3月离任，是少有的任期超过7年的海峡殖民地总督。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军从马来半岛长驱南下，新加坡局势岌岌可危，作为海峡殖民地政府首脑的汤姆斯总督召见陈嘉庚等华人社团领袖，先成立星华抗敌动员委员会，全力支持政府抗敌，后又成立星华义勇军与民众一起，与入侵的日军浴血奋战。2月15日，新加坡沦陷，汤姆斯总督被日军俘虏，先囚禁在樟宜监狱，后转到“二战盟军战俘营”至1945年8月15，成为海峡殖民地日据前的最后一任总督。为了纪念汤姆斯在二战中对新加坡的贡献，新加坡金融区的珊顿道，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1939年，国内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徐悲鸿在多处目睹了国破家亡下国人的悲惨与苦难，热血男儿的他前往南洋，“尽其所能，贡献国家，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用画展义赈的方式筹款支持抗战，并将义卖所得巨款无私地捐给祖国，作为第五路军抗日阵亡将士遗孤抚养之用，报效祖国。

1939年3月14日，“徐悲鸿教授作品展览会”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开幕，其画幅之巨构、题材之震撼、画技之精妙，即刻在新加坡引起轰动，海峡殖民地总督汤姆斯夫妇的莅临也把画展推向高潮。

汤姆斯总督对徐悲鸿的画作赞不绝口，对其绘画艺术佩服之至，便萌发了让徐悲鸿为他画肖像的念头，而此时英籍侨生公会，为了表示他们对英国政府的忠心，也有让徐悲鸿给总督画像的想法，于是由南洋华侨领袖林文庆和林谋盛出面，托请徐悲鸿给总督画像，侨生公会所支付的4000元画酬，也作为徐悲鸿一个筹款项目，而此笔画酬之高，突破了中国生存画家一切记录，令徐悲鸿深感自豪，他在给朋友的去信中写道：“此间总督自昨日起来弟处写像，全副披挂（另片），像高八尺；此画物价恐须破中国生存作家一切纪录（国币四千），弟将以半数助赈，一本初衷。此事尚未至发表程度（七月底方能写竣），惟先令良友知之为我喜耳。以后弟之版税不必付出（此次恐只有新加坡一处有卖出耳）”

1939年7月7日，徐悲鸿邀请汤姆斯总督前往江夏堂的百扇斋为其画像，这一天适逢“七七事变”两周年纪念日，徐悲鸿作诗《招魂两章》：一、恭奠香花沥酒陈，丕显万古国殇辰。显河耿耿凄清后，魂兮归来荡寇氛。二、想到双星聚会时，兆民数载泣流离。同仇把握亡胡岁，预肃精灵陟降期。其家国情怀，可见一斑。

江夏堂是徐悲鸿老友黄曼士的居所，也是徐悲鸿每到南洋的下榻之地。黄曼士颇喜中国扇面，收藏颇丰，故徐悲鸿给江夏堂起别名曰“百扇斋”，还题字：百扇斋，曼士聚扇不厌多，言百者举成数也。

一个政府首脑屈尊到一个华人绅士家，本是件震惊四邻的稀奇事，而这样的稀奇事，汤姆斯总督居然做了两次。

为汤姆斯总督像造像，徐悲鸿经过慎重考虑的，他请汤姆斯总督来了两次，第一次，画了总督的头部全身轮廓。第二次（7月9日），“复邀请汤姆斯总督到江夏堂再次写生，画在正稿的画布上。汤来时，画其头部。离去时，将其衣服挂在衣架上画身体。前后写生五次。”（徐悲鸿年谱，徐伯阳金山合编，艺术家出版社，1991年，p221）前后历时近两个月，8月底，汤姆斯总督的巨幅画像（九七英寸*五一英寸）完成。该像色彩鲜明，构思独特，是徐悲鸿的精心之作。他特别安排用环境交代人物。画面背景右边是根西式建筑特点大圆柱，表明总督来自西方，左边是一个中式镶背酸枝茶几，茶几上面放着总督的白礼帽，表明总督现处华人社会，周旁是一些种植热带植物的盆栽，上面是蓝色的云彩，整幅画综合新加坡地方的特色，烘托了总督身份与环境，画出了人物的个性。

汤姆斯总督对徐悲鸿为自己所作这幅匠心独具的肖像画很是中意。1939年9月14日，在维多利亚纪念堂隆重举行了《汤姆斯总督肖像》的悬挂仪式，有近百名星洲政要及商界名流出席了这一盛会。《汤姆斯总督肖像》与他之前的总督们的画像一起陈列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倍受瞩目。而更为瞩目的是，历届总督的画像都是西方油画家所作，而只有汤姆斯总督的肖像，是唯一一幅由华人画家所作，这就是一种闻所未闻的荣光，也是徐悲鸿向世人展示的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

而这种荣光更加印证了新加坡艺术界对徐悲鸿的认可与盛赞：“尤其是画人像为一时无两。画像最难传神，所谓传神阿堵，难之有难的事，可是徐教授对于这一点最有把握。”

对于《汤姆斯总督画像》创作的背景、机缘和个中情感，徐悲鸿在《半年来之工作感想》一文中写道：“吾人既作客他乡，地主之厚谊隆情，不应漠然无所动于其中，尤以二十六年七七抗战以还，友敌之观念，益于吾人为关切。吾星洲之展，颇结识不少欧洲朋友，增加其对中国一切之兴趣。因之此间侨绅，委吾为坡督汤姆斯爵士写像，纪录其治绩，与其对吾侨众友惠之深，吾故欣然承命。平生半在江湖，颇多写并世豪杰之士，以汤姆斯爵士威仪风度言之，诚有如诗经所称‘恺恺君子’者，其受人之恳笃爱戴，盖有由也。英国对于我敌战争，虽守中立，但不能阻止其正人君子之反侵略之同情，不必伦敦可见，随处可见。而吾人四万万五千人，方在患难之际，对此同情，尤加珍视，无或疑也。”

对这幅画作，徐悲鸿也是很满意，他同这幅画像拍照留影。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新加坡沦陷后，日军大肆抓捕屠杀抗日人士，徐悲鸿为抗日筹款，自然是难逃日本鬼子的屠刀，在好友的帮助下，藏好所携带的大量画作，绕道缅甸辗转回国，直到去逝，再也没回去过。

正如1926年黄曼士向南洋商绅推荐徐悲鸿时所说：“你们有钱有地位，可百年之后，还是默默无闻，惟有生前请名家画像，后代为研究名画，同时考据画中人物，能与名画一同留芳千古。”今天，当我们把目光凝注在《汤姆斯总督肖像》上时，那些沉寂的历史，那些尘封的人事，顿时鲜活而温暖。

                            刘名（徐悲鸿纪念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