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屈全绳长篇小说《鹅头岭》

作者：殷实

长篇小说《鹅头岭》，以一种极为罕见的写实功力，突显人民解放军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年的一段发展历程，塑造投身其间的一众人物形象，挖掘军人伍炳志的跌宕起伏人生，勾画本色“人民军队”的样貌及特征，从而建构起一个殊异的、但我们并不陌生的历史人文空间。就文学“记忆”而言，这部作品对社会历史内容的概括是完整的、准确的，对人性幽暗的探查和扫描是深刻的、清晰的，而在当代中国军旅题材小说创作中，此作所显示出的现实主义文学成就，也是前所未有的。记得我在两年前读完初稿给作者回信时，用了“电影纪录片一般的真切影像，高密度的情节细节”这样的形容，如今再读他第五次的修改稿，这样的感受依然存在。或许，只有当作家的生活积累和艺术素养都十分丰厚且相得益彰时，喷涌而出的作品才会有这样的冲击力吧？

巴尔扎克曾谦卑地将自己出色的精神劳动，称之为法国社会“书记员”的工作，我们知道，正是“书记员”式的一丝不苟、准确无误和客观公正，铸就了这位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不朽业绩。《鹅头岭》的作者屈全绳先生，其实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业余作家，他从戎几十年，辗转于军营不同岗位，主要还是履行军人之责，服务于军队和国家。但他的人生阅历、社会观察，他的职业情怀、文化精神，让他在卸甲之后不吐不快。他胸有成竹而又祛除了主观色彩的文学表达，同样成就了一种“书记员”式的严谨和周全。从时代背景、工作生活环境，到情节细节乃至故事逻辑，书中的描写都与我们熟悉的社会现实高度吻合，而他的写作体现出的专业高度、艺术造诣，对世事人生的透彻洞察及精彩呈现，可能要超乎大多数专业人士的能力与水准。

今天回头看，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国家、社会层面的变革，天翻地覆，思想文化、艺术创造领域的多元价值追求有目共睹，但具体到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这个种类，所谓的“多元化”，却只是一种剔除了“现实主义”、剔除了“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这样一些要素以后的“现代”之风在独占鳌头，对欧风美雨中意识流、时空倒错、碎片拼贴、叙述革命、零度的写作之类的无休止模仿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文体的涣散和修辞的鄙陋，人物塑造的粗糙、残缺和非典型性，更重要的是对真实社会历史内容的疏离、对现实文明体系及其本质的错解，对人民共和国图强之路上革命文化、政治文化的刻意回避等等，都直接导致了汉语长篇小说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文化重要性的丧失。

在此意义上，《鹅头岭》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可谓逆势而动，有一种不为风潮干扰，不与时尚为伍，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向五四新文学、向《红楼梦》等中国小说大传统致敬的鲜明意图。而且，作者的实践证明了，就当代历史的书写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是文学上的禁区，也没有什么真相或真实是需要刻意隐讳遮蔽的。唯一需要的就是一种阔达、包容的胸襟，对社会历史的曲折，对群体的非理性狂热，对直接的政治灾难，都秉持理性判断和辩证思维，而不是出于一己之私，患得患失，或逞“天才”的癫狂之快。所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既是历史书写的范本，也是文学表达的楷模，而“秉笔写春秋”从来都是汉语世界里写作的终极境界。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动荡，意识形态极端，人心的惶惑迷茫自不用说，但剿匪、抗洪抢险、备战新霸权主义、抗美援越作战，包括两弹一星等国防利器的研制，须臾未曾停止。《鹅头岭》最让我们耳目一新的地方就在于，在那样一个普遍被认为是失序、反常的年代里，实际上一切都还是在有条不紊地推进，行政运作依然有效，社会并没有停摆，太阳每天照常升起。

也正是在史称“动乱”“浩劫”的年代，伍炳志、白鹿鸣、南木、王彤、丁长卫这些青年的人生开始了。除了踌躇满志的主人公等“前台”人物，还有王烈、雷光华、田重、高克武、陈兴国、李清月等思想纯粹、意志坚定的前辈人物，还有王小悦、安静、柯云、田书苗、秦燕、谢盈盈、程新梅等象征着爱与美的女性人物，更有刘胜、徐平化、朱继荣、常为民、杨少英这样一些和伍炳志如影随形的负面人物，粗略点数，应在三十个以上，让人目不暇接。纷至沓来的人物群体，连绵不断的社会生活场景，尤其是不同出身、教养与代际之间迥异的精神气质，个体理想信念与生命节操的深刻差异，构成了作品中“众声喧哗”的气象，实现了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从而不再将他们的命运遭际都简单地归咎于“时代错误”，是《鹅头岭》具备了经典意义上长篇小说体量、规模和艺术品质的重要指标。

对人民军队近六十年历史进程的艺术概括，首先得益于作者的现实主义小说方法。从秦巴山到昆仑山，从泥石流抗洪、扑救山火到塞外驻训，从“大比武”“郭兴福教学法”到对“单纯军事观点”的批判，从伍炳志、白鹿鸣、南木和王彤等人的个人成长路径，到王烈、雷光华、田重、高克武这些前辈们光明磊落的人生和崇高思想境界，从抗美援越到后来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鹅头岭》可以说在方方面面都有非常到位的描写刻画。尤为重要的是，作者写军队几十年的建设发展历程，并不隐讳走过的弯路、曲折，像一个时期提倡军队要忍耐，不能仅仅靠吃“皇粮”，大搞生产经营活动的所谓“自我发展、自我完善”，造成腐败滋生的土壤；写军队干部的成长历练，也不回避官阶诱惑、仕途考量，这在主要人物伍炳志、刘胜等人身上最为明显，物质腐蚀与思想变质之间的关系，权力欲望对人生航向迷失的作用，揭示的入木三分。作者回望中国现代新文学，从鲁迅、矛盾、巴金、老舍等开拓者那里，赓续了文学介入社会、批判现实、反省人生的现实主义传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民族化与大众化审美追寻中，接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历史的根脉，完成了一部现实主义色彩浓厚的当代中国军旅小说佳构。

近几十年以来，中国文学创作中一直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作家们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包括国家政治主体及其政治理念、实践形态和政治文化等，基本上退避三舍，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或被简化成极为不堪的“官场小说”，或被演绎成丑陋赤裸的市侩情趣、愚昧怪诞的乡村苦难。无论二战以后、冷战意识形态背景下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实践，还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现实处境、国际地位、发展方向，都好像事不关己。写作实践中的自我身份认同、政治文化认同和民族国家想象，近于虚幻虚无，更遑论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形式、历史与文化“主体性”这样的思想自觉。看上去，似乎唯有挟带着“开放”“启蒙”“普世价值”之类的自由主义观念，才是可以被不断巧妙指涉的“先锋”内容。“现代”旗帜下的中国当代文学中，遗失了一些曾经的关键词：阶级意识，世界革命，社会主义文艺，民族形式，大众化审美，等等。换句话说，在大部分作家那里，文学实践与政治实践并不一定相互关联，甚至可能是完全分离的。问题在于，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这样的文体，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原本是非常契合的，前辈们的大量创作实践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系列的政治文化实践，包括可怕的错误和教训，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困难和挑战，需要相应的文学回应，需要共情的艺术表达，需要独特的精神文化建构，而非莫名其妙的“国际化”审美，或对形形色色西方现代“天才”的无尽膜拜。

《鹅头岭》的中规中矩、巨细无遗和缜密扎实，对发展变化中社会现实的真实的、历史的和具体的描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红一创”等长篇小说形式，想起赵树理、周立波等人孜孜以求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作品无论从体例结构，还是叙述风格、语言特色，都丝毫未受“现代”小说侵袭，像是从某个关闭久远的站点重新启动的列车，直接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原封不动的“现实”之中。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九七八年以后的“新时期文学”，往往只是在政治正确的意义上界定之前的一切，似乎随着对极左思潮的否定，随着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那个时代尽可以被抹去，或者彻底否定，根本就没有什么是值得表现的，即便表现也只是清算，只是指控和挞伐而已。另一方面，“先锋派”作家们崇尚的所谓主观视角、个性化语言、选择性记忆，包括艺术方法上的某些夸张变形，也只允许后来者看到一个光怪陆离的“超现实”世界。至于后来商业化和市场原则规训之下的写作，至今还在义利不辨的昏昧中跌撞，大众化的皮毛或许摸到了一点，艺术性、思想性、意识形态价值，却已经被完全掏空。如此，《鹅头岭》的“老派”现实主义手法，近乎社会调查、档案文献一般的客观化呈现，反而是一种真正的推陈出新。作品中出现的“一月风暴”“大比武”“突出政治”“审干工作”“斗私批修”“军委八条命令”“复课闹革命”等标志性时代内容，或者是仅庆州一个地方的不同派系、思想根源，包括军队的处境与选项，都交代得十分清楚。之后改革开放，国防现代化重新走上正轨，人民军队自我净化、清除腐败的历史趋势，也得以全景勾画。虽然多不予置评，也不轻易下结论，作家对“文革”中的荒谬、危害及后果所秉持的辩证眼光，对政治运动对个人生活命运深刻影响的呈现，对不同时期社会思潮所塑造的价值意涵的揭示，对一代人青春热血的纪念，今天看来都显得弥足珍贵。

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小说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发展历程，进行了几乎是全方位的文学概括。在营连、后勤分队直至大军区的建制框架之内，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各层级的组织构架、军营中的日常生活制度，军队执行任务时的反应方式及战斗力体现等。具体到像军队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干部制度，选人用人，干部的提升任命，惩戒处罚，人才的培养选拔，军地、军民关系，党委会议，演训计划，干部转业，家属子女就业，几乎无所不包，而且都是以照相写实笔法加以勾画。在书中，我们还可以非常形象地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如何具体体现，军队的凝聚力、战斗力、动员力如何形成，人民解放军作为国家力量的象征，其优良传统、革命文化、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如何具体生动地体现。小说中伍炳志、白鹿鸣等人的军旅人生，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从军的一代人生命历程的写照，他们的恋爱、婚姻、家庭、事业，他们的成长、进步、挫折、成功，既取决于那个年代特定的政治生态、社会环境，也和个人的审时度势、历练修为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鹅头岭》既是小说创作，也是对一段军史和国史的文学演义。在当代文学热衷于形式、文本、语言、叙述、结构、潜意识等奇技淫巧，刻意回避现实、虚化历史之风盛行的今天，这样的“无我”的写作，这样的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现实的诚实描摹，这样的对集体记忆的修复还原，实不多见。

现实主义文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特质，是人物形象塑造的典型性问题。在这部五十余万字的小说中，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不止一个两个，而是一个数量可观的群体。除了着墨最多的伍炳志、南木之外，前辈军人、革命者雷光华、王烈、田重，高克武、陈兴国，同辈中的白鹿鸣、王彤、丁长卫，毫无疑问都具备了一定的典型性，而王小悦、田书苗、秦燕这样一些女性人物形象，作为爱与美的化身，同样堪称典型。如此众多的人物，相互之间的同学之谊、战友之情、夫妇之爱，还有工作搭档之间、上下级之间，关系之复杂多样，绝非简单潦草的交代可以完成，作者不仅轻松驾驭，而且更注重在性格发展、命运波折和各自的人生志向走向上下功夫。相互交集的、且总是在互动中的人物关系，构成了整部作品巨大的承载容量和叙述动力，这也是《鹅头岭》更注重生活真实、历史真实，以“书记员”式的工作来完成对社会现实记录的重要意义所在。

说《鹅头岭》的写作容易让我们想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些长篇小说，并不意味着作者是在简单蹈袭某些僵化刻板的老路。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理念与范式下，曾经催生了《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红旗谱》《创业史》等众多时代特点鲜明的新经典，但其后在文艺创作被极端的政治意识统摄时，亦曾经僵化为“三突出”的“高大全”之类。“新时期”以来的军旅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中，作家们对“文学性”的追求，对文学“本体”价值的狂热，导致大量作品对生活现实的偏离，和对历史认知的偏颇，往往沉迷于对人物的个性挖掘、性格表现，或在“人性”层面大做文章。比如，一度就有所谓将门子弟和穿军装的农民形象塑造之别，在《醉太平》一类的作品中，曾写到所谓的军队“大院文化”，焦点多集中在权谋和心术；而在《夏日落》一类的“农家军歌”写作中，多以中下层农村出身军人灰暗痛苦的个人奋斗、身份转变为题旨。自畅销读物《亮剑》始，军旅长篇小说的重心再度转移，重述革命历史，建构民族解放战争史诗，但有些共产党军人、指挥员形象塑造，一反过去的严谨、持重和沉稳，以“桀骜不驯”“不拘小节”的“性格魅力”夺人。作为对以往被理想化、革命化、神圣化了的英雄人物形象的反拨，这些人物身上的“匪气”“霸气”或者是“土气”，以陌生和稀缺的审美元素而被消费时代的人们所接受，这类人物形象塑造的极端，是革命军人草莽化，是江湖气复活。

很显然，《鹅头岭》奇迹般地没有受到上述任何潮流的影响和沾染。我想这一方面得益于作者的非专业作家身份：他不致于为文学而文学，或者为写作而写作；另一方面，这当然与他在军队丰富的工作阅历有关。换句话说，对这支革命军队，作者知根知底，了然其性质，明白其宗旨，确信其存在的意义。那么，当军营成为文学的表现对象时，也就意味着，是这一特殊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作家观念意识形态，也决定了作品中人们的“社会意识”内容，客观世界的“知识”“资源”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艺术地“改写”和移花接木的可能性不太大。相反，虽五湖四海却可以高度统一的军营世界，血肉生动又雷厉风行的武装集团，带给文学家的灵感和想象空间则可能无限丰富，作家只要满足于“书记员”工作的乐趣，足够诚实和敬业，即可轻松超越大部分“纯文学”之类的形而上捏造。不仅如此，《鹅头岭》还有“逆向”的结构安排，也就是以伍炳志这个一度堕落的人物为核心展开的正面叙事。写主要人物的典型性坍塌，写思想的变质，写意志的涣散，写人格的分裂，写与伍炳志相似相近者刘胜、徐平化、朱继荣、常为民、于鲁人等平庸之辈，最终通过触目惊心的人性和社会腐败剧目，反衬书中大部分“普通”人物的正直和善良、精神与道德。这反倒避免了落入通常中国小说窠臼——围绕超凡脱俗的主人公（英雄）展开叙述。《鹅头岭》更容易让我们想到的，其实是《红与黑》《罪与罚》那样的域外经典。

伍炳志上军校时出类拔萃，参加过抗美援越，老军长王烈见他军政兼通，在战场上表现突出，是个可以塑造的好苗子，特意让干部部门把他放到25团，也就是有老虎团之称的主力部队，担任连长，还暗自把儿子颜新民（老军长早年做地下工作时化名王烈，儿子出生后回复真姓）放到伍炳志手下，意在能使其学到真功夫。虽因恋爱对象王小悦家庭出身问题结婚申请屡次未获批准，但伍炳志的早期军旅生涯看上去顺风顺水。状元镇抗洪，老军长王烈的儿子不幸牺牲，他作为现场指挥，担心上级怪罪，但老军长强抑悲痛，批示说抗洪抢险本来就有预料不到的危险因素，伍炳志的表现应予奖励。所以，他反而荣立三等功，升任师作训科副科长。老一代军人的胸怀和境界，让伍炳志钦佩不已。

被选进汉南省专案组参加干部审查工作，他审查的第一个对象是常务副省长雷光华——自己高中同学安静的舅舅。解放战争后期，雷光华在王烈率部策应下，冒着生命危险，劝服监督工厂的护卫团临阵倒戈，把西部最好的兵工厂毫发未损地献给新中国。建国以来，雷光华参与过我军不少重要武器研制工作，是秦巴山区‘大三线’建设的开拓者，却被诬为“真叛徒、假党员”，反复审查。阅读了全部档案之后，“雷光华履历像一面镜子，伍炳志看到了自己阅历的单薄和知识的匮乏，也增加了他对雷光华的敬重。”

参加老省长田重专案组，伍炳志更受震撼。田重解放前曾长期在敌人营垒中孤胆作战，解放后在庆州百姓中口碑很好。儿子田志钢在昆仑山巡逻时遇雪崩牺牲后，他没让在自家门上挂烈属牌子。女儿田书苗高考差三分落榜，他一句帮忙的话也不说，后考入汉川师范学院，毕业时成绩优异，按条件可以留校任教，却被分配到偏远的通巴中学当老师，田书苗想不通，田重晓以大义，说服女儿不搞特殊，服从组织分配，为革命老区做贡献。审查即将结案之际，已被内定为省领导成员的田重，却被一封匿名信诬告为解放初期通巴县神仙庙惨案的负责人。为厘清该案来龙去脉，复制原始卷宗，伍炳志穿越武斗火线，找到亲历者目击者签名画押做笔录，为田重平反昭雪找到铁证。

按说，在雷光华、王烈、田重这样的前辈面前，伍炳志本可以汲取最纯正的精神营养，开启自己宏阔的人生格局，然而，他却是从世故的算计始。在面对雷光华的案子时，“伍炳志思忖，如果对老省长尽可能宽容一点，让他传授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窍道，自己仕途上也许会少走弯路。再说时移世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能保证雷光华不会东山再起，官复原职？退一步讲，就算雷光华被打成假党员、真叛徒，到时候划清界限就是了。况且老军长、陈主任都站在雷光华一边，自己何必杞人忧天！”“经过一番权衡，伍炳志一反其他人居高临下、将雷光华置于对立面的做法。以晚辈的身份、部属的态度、学生的口气与雷光华交流沟通。”结果证明，他后来的确一度受到雷光华、王烈赏识。

鹅头岭救火，伍炳志踩着火苗疏导汽车，指挥群众撤退，后背被烧伤，参加英雄事迹报告团巡回报告，佩戴上了二等功奖章，被任命为军区后方基地综合仓库主任，在汉川军队和地方声名鹊起。此时他想的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升天”，要在人们心中打下不可磨灭的英雄烙印。小李寨剿匪，伍炳志担任军警协同总指挥，他精心布局，带队进入溶洞搜捕，不慎掉入匪首李铁所设陷阱，头颅受伤，长时间重度昏迷，伤愈后被任命为25团参谋长，组织上仍看好他的发展潜力。南线边境自卫战打响，伍炳志向上级递交请战书，虽因进军校未能参战，但他的目的已经不那么单纯，“他非常明白，弥漫血性的战争，既是检验军人忠诚的试金石，也是军人攀登荣誉高地的垫脚石，这是二十五团历史上十几位将军给伍炳志的启示。”从军校学习结束返回部队，伍炳志被任命为二十五团团长，师政委找他谈话，勉励他向老团长高八路（高克武）学习，他“心里暗自嘀咕，高八路五十一岁还在等副师，踩着他的脚窝窝，我也拖到五十一岁去！”

伍炳志精明强干，军事才能一流，但工于心计，对职务升迁看的很重。在后来调任汉南省庆州军分区司令员、慈州军分区司令员的十余年间，适逢部队开始搞生产经营，他如鱼得水，大显身手。他给分区政委何安保算账：“咋一看，分区银行存款不到一千万，但空余营房、闲置土地和可开发利用的林、矿资源一旦盘活，分区党委能够支配的真金白银不下二十个亿！”到庆州军分区之后，他丢失了自己的初心，三观严重扭曲。“经过深思熟虑，伍炳志把仕途与‘钱’途摆在天平的两端，权衡利弊。他暗自忖度，论钱，老子已经不少了，没料到自己是坐在金山银山上当司令；论官，老子可就时运不济了，不仅落在南木后边，同时期进三梯队的12名正师职干部中，六名已经走到前头……既然前途不如人，总不能钱途不如人吧？”至此，这个人物已经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歧途。伍炳志通过朱继荣、刘胜，在军用土地置换开发、房屋出租上做文章，盖机关办公楼、盖宾馆、军史馆、干部宿舍和家属楼，通过围标、串标等投机手段，排斥外地商家，让刘胜的公司承包分区和地方的主要工程项目，购买了两座煤矿的所有权，囤积了一千多亩可以开采石灰岩的山地。刘胜的公司就是他的公司，数年间他的财富呈指数级增长，在党中央决定停止军队经商之前，他已经完成了可观的原始资本积累。在庆州重阳花园的小区内，他的一处房产设有地下金库，窝藏了上亿现金。在鹅头岭鹤鸣苑，他拥有刘胜为他准备的一幢临湖别墅，汉川军区分给他的经济适用住房，伍炳志暗中请风水师看过，因被告“阴重阳轻，久住防凶”，连门都没进过。

伍炳志的另一大嗜好是文物。盘龙寺的镇寺之宝是唐代的泥金心经，鹅头观的镇观之宝是周朝的鹅头玉圭，均为稀世国宝，寺观在动乱中被毁，清音法师托后方基地仓库助理员朱继荣保管的一个箱子中，正保存有这两件文物。伍炳志祖上三代搞古董鉴定，他自小跟着父亲耳濡目染，掌握一些鉴定古董字画的窍门，也听父亲说过，鹅头观有一尊西周王室的玉圭。朱继荣是外行，把箱子交给伍炳志后不以为意，两件无价之宝落入伍炳志的私人保险柜。他记得父亲说过，万物之尊莫过于泥金经，万象之灵莫过于鹅头圭。“如今鹅头圭与自己结缘，当将军应该不会再是梦想了。”除此之外，在他办公室的保险柜里，还藏有包括永乐鎏金佛像、宣德鎏金香炉、宋元明清大家字画等在内的贵重文物。他时常在暗夜里拿出鹅头圭摩挲，祈愿象征权力的玉圭能为他的仕途助力，还捧着此物到五台山膜拜过。他在自己家中的书房夹层设立佛堂，时常焚香求拜，背离了一个革命军人、共产党员的初心，甚至罔顾国法军规。

结合今日中国的现实来看，伍炳志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出现于文学作品，实在并不奇怪。他作为一个时刻将个人利益放在首位的人，作为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一度扭曲，对权力和金钱无限贪婪的丑陋灵魂，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但通观全书我们会发现，也正是这样一个未脱历史“窠臼”、顺应时代“潮流”的人物形象，反衬出了书中其他一些“普通”人物的正常人生，告诉我们何谓正直和正气，何谓伦理与道德，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主流。比如伍炳志的同学南木，从军校出来，一直在高原边防摸爬滚打，曾参加西线和南线两次自卫还击作战，在团以下各级当过主官，两次返校淬火，军事理论扎实。当军区作战部部长某次征求他对自己下一步职务调整的意见时，他认为，到哪里去、干什么，是组织考虑的事情，自己提出来不合适。后来上昆仑山担任国防工程指挥部主任，他全力以赴，攻坚克难，不辱使命。南线边境战争前，南木奉命带领一支小分队抵近侦察，勘察地形收集资料，为决战决胜提供最可靠的情报保障，“南木每次勘察下来都要感叹，是历史让我们犯了错误，还是我们让历史犯了错误？部队将要赴汤蹈火冲锋陷阵，以血肉之躯给二十多年来的国际主义做注脚，这样的注脚后人怎么看，历史怎么看？”这样的军队指挥员，可谓智勇双全，并不会因所谓的历史局限而妨碍其自我完善。

还有高克武，从绰号“高八路”即可知道，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却一直在团长职位上原地踏步多年，任劳任怨。担任宁康省军区司令员时，伍炳志在军区生产经营工作会议介绍庆州军分区经验，高克武大放“厥词”：历朝历代，军队做生意都没有好下场！“青州的经验值得借鉴，也需要警惕，军产有没有流失？会不会助长一切向钱看的歪风，涣散军心，瓦解士气？边防部队怎么搞生产经营？雪山哨卡怎么搞生产经营？‘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会不会是自废武功，自毁长城？”话语掷地有声，立场鲜明，老一代共产党员军人的思想觉悟之高下一望而知。再比如庆州军分区老干部林斌政委，年轻时从国外回来参加革命，晚年因为组织上给自己花钱治病心中不安，和老伴商量好，在遗嘱中把自己的七万元存款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交给组织。

在伍炳志的同龄人中，南木凭着实干精神、工作业绩，最终升任大军区司令员，伍炳志当连长时的搭档白鹿鸣，作风扎实，谦虚低调，不与苟且之辈同流合污，成长为大军区副政委，同学王彤、丁长卫官至副省长、省委副书记，他们中无一人不是严于律己，对党忠诚，对组织负责，交出了各自不俗的人生答卷。同为一代人，同样遭遇了一个变幻莫测的时代，却各有各的精彩，生命境界和价值诉求大相异趣。伍炳志的生命路向，与其说是“顺其自然”，不如说是随波逐流，甚至是钻营苟且。他虽然不时也会自忖到卑琐，会觉得自己龌龊，会感到心中羞愧，后来甚至还想过各种补救，但只不过想的都是赎罪，心中其实并没有什么敬畏。除了算计个人前程，没有什么自我道德完善的诉求，没有人生价值、军人价值的真正醒悟。从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军人的世界观来考察，实质上就是党性的丧失，是对军人天职的背叛。

更进一步，由于自我理解、自我认知的偏误，导致对现实理解的错谬，从而无法作出真正的生命意义判断，无论个人生活的意义，还是群体生活的意义，自然，也就缺乏将自我实现、社会历史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运辩证地联系起来的思想觉悟，勇气智慧。伍炳志这样的人物，在现实中又何止一个两个！他们或有某种初心，却无什么正觉，往往都会把自己的堕落归结于“时代错误”，认为自己才是受害者和牺牲品，让“历史的曲折”“社会的荒诞”为自己背书。我在上文曾提到《红与黑》《罪与罚》两部作品，因为伍炳志这个人物，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于连或者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前者不择手段的个人奋斗和自我成全，后者陷入罪孽深渊后的痛苦纠结，让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种有严重缺陷的人格建构，由个人而社会、而时代，不管从宗教立场还是从自然人的心地出发，上述文学作品对主人公的内在世界的深究，对自我的欺骗、煎熬、醒悟和忏悔，恐怕是这两个文学形象最终能够站立的重要原因，但这也正是文学最终反映一定的社会现实，又能实现对这一现实超越的关键所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鹅头岭》贡献了一个当代中国文学，至少是军旅文学中十分经典的人物形象。

除了对人性的深究，《鹅头岭》也没有避讳社会的病态，像极左毒瘤对正常社会秩序的扰乱，像虚假典型宣传为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根本这样的现象，都有发人深省的描写。在抗洪抢险中颜新民和林军两人牺牲后，伍炳志就纠结过：“是抗洪英雄还是责任事故？如果是英雄，自己就是英雄的连长；如果算事故，自己该负多大责任？”他虽然也觉得自己的这些个人得失算计非常可耻，还是不免瞻前顾后。后来朱继荣与盗窃团伙合谋盗窃去安疆军列上的罐头，乘列车在暴风雪中受阻伪造虚假现场被冻伤，伍炳志在去建疆市处理过程中，未充分了解实情即上报了朱继荣等九名押运班战士在身体冻伤的情况下保护武器装备等军用物资的事迹材料，且已在庆州登报宣扬。而在朱继荣迫于压力向他坦白了真相后，“伍炳志想来想去，觉得只有让朱继荣装哑巴，自己配合着假戏真做，这一关才能蒙混过去”。他认为如果此时说明真相，“不光自己身败名裂，还会连累好几个首长。”结果竟然是朱继荣立二等功，代理基地仓库主任，伍炳志被推荐为非洲国家军事顾问选拔对象去了北京，就连写事迹材料的刘胜也立了三等功，师党委还让朱继荣和押运班组成英模事迹报告团在全师巡回报告，在汉川军队地方引起热烈反响。组织被蒙蔽是一方面，伍炳志的内心怯懦和个人主义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无论如何，这都破坏了军队思想建设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传统。这样的奇葩剧目，在生活现实中绝非个案，而这样的对体制机制中缺陷和漏洞的曝光、显影，正是文学“干预”现实，发挥对社会针砭作用的正道所在。

事实上，《鹅头岭》对革命文化，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对和平时期军队的思想教育、价值观塑造，都有大量生动的展现，从王烈、雷光华、高克武、陈兴国等前辈，到白鹿鸣、南木、王彤、丁长卫这样的后辈，他们身上都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价值理想牢不可破，思想定力超乎常人。在伍炳志的同龄人中，作者特别塑造了“思想者”王彤在逆境中的刚正不阿，塑造了军政素质全面的南木在面临急难险重任务时的担当精神，塑造了严于律己的白鹿鸣不为金钱利诱所动、坚持原则的个人品质，还清晰描述了军队在干部提升任用中一些不可动摇的政治纪律、组织原则。如伍炳志在立功受奖、职务变动时，上级主官数次对其进行诫勉谈话，或在接获举报线索或群众反映问题后进行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还有像对常为民、朱继荣、刘胜等人的严肃处理和法办等。作者甚至将笔触深入到一些关键岗位、重要人物的作风做派，诸如大军区的所谓二号人物、总部首长的秘书之类，反讽之意不言而喻。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军队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这些专业作家们一向不屑于去写，或者根本无知也没有能力去触碰的内容，在《鹅头岭》中都有大量细致入微的刻画，而这正是文学实现社会认识、现实理解及政治生活表达的重要途径，最终则关乎作家的艺术理想：中国革命的目标、中国军队的本质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大道之行”，如何具象化、审美化，并且经典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伍炳志作为一个令人扼腕的人物越走越远时，这部长篇小说所蕴含的思想文化对立、道德伦理矛盾、理想价值冲突……才得以形成不可抵挡的戏剧张力、文学魅力，读来格外引人入胜。

在阅读《鹅头岭》的过程中，有个旋律若隐若现，有句歌词回环往复：“我们是人民的子弟，我们是工农的武装……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何以故？细思之下，想必是由于爱之深、责之切的缘故。作者屈全绳先生在这部今日中国极为“另类”的长篇小说中，采取了暴露矛盾、叩问灵魂、描摹历史、批判现实这样一些看似“过时”的艺术手法，不仅通过大量真实的细节，也通过“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人民解放军在几十年的建设发展中，走过一些弯路，也出过不少败类，但仍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仍然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伍炳志在反省自我、找回初心后能够作为一个军人担当使命，就是这支军队自我纠错能力的真实再现。《鹅头岭》轻松超越了大部分当代军旅小说在抵近生活世界、概括当下社会现实时，焦点模糊、避重就轻、隔靴搔痒一类的肤浅和简单，这也是我总是不由得会将这部作品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审美相联系的主要原因所在。

当然，上述可能更多是就小说的认识价值和思想意义而言，从文学审美来看，屈全绳先生的艺术抱负显然也并未止步于对社会历史内容的简单“承载”。他的小说语言，部分来自生活现场，与长期军营生活的浸淫相关，部分甚至出自枯燥的“工作内容”，却都能融会贯通，读来通俗平易，并不局限于特定时代。作品写伍炳志当连长时，团政委陈兴国同他谈话：“古人讲，将帅起于卒伍，这是有道理的，我军干部的成长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点。干部发展要有后劲，两个台阶必须踩实，一个是连长、指导员，一个是团长、团政委，连一级有两大特点班排没有，第一，支部建在连上。党委制从连队开始，连队实行支委会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础。这里的首长是指连长、指导员。第二，双长制从连队开始。在连长、指导员岗位上学会党支部的集体领导，学会军政主官分工协作，在营级单位任职就不会出大格。团级单位与营连的最大不同是有了机关，团长、政委不光要会当主官，还要会用机关。这两点同师以上单位大同小异。团长政委不会用机关，再向上发展就困难了。”这样的一席“经验之谈”，非几十年军队领导岗位历练，恐怕难以提炼出来，但又是多么惟妙惟肖！

在《鹅头岭》中，作者对作品故事性、传奇性的诉求，常常能达到让读者兴味盎然、欲罢不能的程度，这更像是谙熟中国历史文化的一种自然结果。而作者对军人职业特征的刻画，对非常政治生态的解析，对作品中人物命运曲折、人类心智活动复杂的重视，无不是基于深厚的生活积累，或建立在基本的人性观察之上。南木率部在昆仑山施工时，4321谷地的冰层下惊现八具遗体，两个干部，六个战士，面容完好，服装整齐，为60年代巡逻中被雪崩所埋。南木在见到八具烈士遗体时，竟然奇迹般地发现自己爱人田书苗的哥哥田志钢也在其中，这震撼的场面看似是虚构的巧合，实则与作者的边疆工作经历有很大关系。一句话，屈全绳先生在下笔时，更注重对社会历史进程中主客观因素的综合反映，而不是艺术家在书斋里的自由想象、天马行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从叙述方法、结构形态和时空经验这样一些要素来看，《鹅头岭》直接采用中国古典小说常见的某些艺术范式，像从头至尾叙述上的起承转合，包括用讽喻和警世性诗篇作结这类章法，都造成了从形式上看是今中有古，从内容看又是古中有今的“陌生化”效果，从而将一部饱含当下社会生活内容的长篇小说，推向了似乎十分渺远、可付之于笑谈的“无始”序列，这实际上也可以被视为当代长篇小说“再中国化”实践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我们先看开篇：“秦巴山南麓。庆州江北岸。鹅头岭和盘龙山对峙而立，海拔不到千米。横亘中间的天鹅湖，碧波荡漾，风光旖旎。古往今来，这里演绎的逸闻趣事络绎不绝。”

再看结尾：“鹅头岭芳草萋萋，盘龙山姹紫嫣红。天鹅湖南岸的向阳坡上，奇花异木，枝繁叶茂。一块游人止步的醒目路标拦住通道，路标后面，被菱形红砖高墙包围的鹤鸣苑景象萧索，一派清冷。东南角二十多幢象征地位、权力和财富的豪宅，人去楼空，荒草没膝。琉璃瓦牌楼瓷砖剥落，雕花开裂，锈迹斑驳，唯有大门上题写的一首七绝特别醒目：

粉墙黛瓦绕琼楼，

荒草衰藤枉自愁。

拜将封侯谁领罪？

史家秉笔写春秋。

这样的“结体”方法或者说文本构造，是以一种似乎可以直观的“历史化”方法，确保了生活世界与艺术创造之间的恰当距离：切近的、尚在进行中的“社会历史内容”被编码成为如同恒久即有的“话本小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之类，更容易让我们想到《红楼梦》《子夜》或者《青春之歌》，而不是所谓的当代小说，但是就作品本身而言，其内含的当代性却又毋庸置疑。

作者殷实近照

殷实，1963年10月出生于甘肃酒泉。1981年入伍，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文学系。

在军队出版系统编辑工作岗位工作三十余年，先后担任《昆仑》文学双月刊编辑、《解放军文艺》月刊编辑、副主编。现为《解放军文艺》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