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琦写意肖像画本源

文_孙美兰

    李 琦，(1928.9—2009.8)山西平遥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文化部高级职称评审委员。擅长中国画，以人物画见长，其肖像画融汇了中国画浑然天成的笔墨气韵和西洋画的立体、色彩技法，在新中国美术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先后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创作肖像画，其代表作《主席走遍全国》《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周恩来》《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深受人民欢迎。他执著地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其创作始终反映时代的风貌，雷锋、时传祥、李素丽、孔繁森等时代楷模通过他的传神勾画而走入千家万户。

     “从延安到北京”，如果说王式廓在油画领域是杰出代表，那么在中国画领域，就不能不铭记李琦的突出贡献——李琦实为新中国写意肖像画开山手之一。
     20世纪50-60年代之交，学术自由论坛萌芽之际，学者画家艾中信以他敏锐的思维和开放的胸襟提出艺术风采问题，进而概括为“体验派”和“表现派”两种不同路数和类型（见《美术》1962.2期《油画风采谈》）。虽然原是针对当时油画现状和发展趋势而言，却可推及整体美术乃至艺术领域。我测想，艾师此论，是受到当时盛行的表演体系类型风格相异的启发（梅兰芳体系、斯坦尼拉夫斯基体系与梅耶荷德体系）。今天反思，记忆犹新。此论的影响，该是正面、积极的。

     早在“文革”之前，“窑洞画派”这个名称，我最先是从李琦那里听来的。他常常往返于北京—西安，他和石鲁继续着深厚友情：一同外出写生，一同切磋作画。我明白，石鲁坚持水墨加浑彩、喜爱作巴掌大的黄土高原“小山水”；李琦坚持手不离笔，听报告也用毛笔作竖行笔记；连同默写人像，其中都暗藏妙机和默契。石鲁《东方欲晓》的构思、灵感触发来源、成画过程，以及对“默画”情有独钟，也都是从李琦那里听来的。这一切使我的艺术精神形影随之，身同亲历。石鲁作为“窑洞画派”开创者，当之无愧。石鲁较李琦年长少许，李琦佩服石鲁博学多才，富有传世的书画教养；接力石鲁的革新独创精神，与之建立亦师亦友的情谊。我后来发现，李琦的肖像画越是成熟作品，越具有和石鲁艺术相通默会之处，即体验性、表现性浑然为一，现实、理想浑然为一，神和形浑然为一。

     尤其可贵的是，经历“文革”致命厄运之后，李琦在这条道路上，既没有犹豫、没有彷徨、也没有摇摆、更没有中断，而是加倍坚定、稳步前进。今读李琦肖像画秘笈，“以神写形”的提法和石鲁论艺同出一炉，他们重新审视近代以来“以形写神”的常规惯论，颠覆而破之；对顾恺之传神论进行新的解读，从而对中国画传承发展，进一步深入探究：理论上不仅要求情理交融，形神兼备，而且求索“以神写形”，把“神”放到了引领地位，也就是把艺术创作之“心源”这个“主体”放到了“造化”这个“客体”之前，把“表现”放到了“体验”之上，以此达到艺术创造、主客体之统一，表现与体验之统一，理想与现实之统一，神与形之统一。从艺术实践上，李琦作为“窑洞画派”的呼应者，超越地域之别，趋向与石鲁理念相通、文心相印。
     回首“文革”，李琦因造像刘少奇主席（即表现刘少奇与石传祥谈话的《同志》）以致饱经折磨迫害；如同石鲁因造象毛主席（《转战陕北》、《东渡》）以致饱经折磨迫害一样。李琦忍受了文人最难以忍受的精神、人格侮辱，石鲁遭遇了反人性的虐待被逼病重潦倒、精神失常。